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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藩镇的灾难只限北方,吐蕃的灾难只限西方

  驻屯三年。到了八六八年,第二期又满,大家高高兴兴准备返乡之际,战区官员又遥远地颁下第二纸命令,再延续一年。而一年后会不会再续延下去,没有人敢肯定回答。他们向战区所作的申诉请求,都像撞到石头上。思乡的士兵除了叛变外,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后都不能回去。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回去,推举一位负责管理粮秣的低级军官庞勋当领袖,攻破军械库,取得武器,即向东挺进。沿途摧毁所有的抵抗,势如破竹。中央政府这才大为震动,一面下令大赦,准他们回乡;一面命沿途地方政府予以照料保护。庞勋和这一队被逼反的战士不是傻瓜,他们知道一旦回到徐州解散,接着就是一网打尽的逮捕和屠杀。所以在抵达徐州之后,即行攻城。城垣不久陷落,坚持主张延期的大营总管理官(都押牙)尹勘、训练司令(教练使)杜璋、作战司令(兵马使)徐行俭,全被捉住剖开肚肠。以严苛闻名的节度使崔彦曾,囚禁了一些日子后也被处决。

  政府征调大军讨伐,但无法取胜,最后靠蔚州(河北蔚县)州长(刺史)李国昌的沙陀兵围,才把庞勋击溃。叛变历时只有一年零五个月,并不算久,但在一年零五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有血战,双方死伤,有十余万人。长江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大部分残破。庞勋以二千人敢向中央政府挑战,而且不断获胜,显示政府军在腐败的债帅统率下,已丧失了战斗能力。假设没有沙陀兵团的介入,没有人敢预料它的发展。

  沙陀是突厥民族的一支,定居在蒲类县(新疆奇台东南)之东。上世纪(八)中叶,中国丧失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之后,即归附吐蕃王国,作侵略中国的先锋。但因为他们太骁勇善战,引起吐蕃的戒惧,打算把他们南迁。沙陀部落得到消息,即于本世纪(九)○○年代,转战东奔,向中国投降。唐政府把他们安置在灵州(宁夏灵武)附近。三十年代时,曾袭击回匕汗国的王庭。以后逐年东移,屡次帮助唐政府建立功勋,唐政府就任命它的首长李国昌担任蔚州州长(刺史)。

  庞勋兵变在高压下平息,但政府的胜利只是下一次更大失败的前奏。

  选自《中国人史纲》第二十二章 《中国人史纲》作者:柏杨

  唐朝藩镇的灾难只限北方,吐蕃的灾难只限西方,宦官朋党的灾难只限于中央政府。如果从徐州(江苏徐州)向:丁陵(湖北江陵)划一条线,就可发现面积占全国一半的东南地区在九世纪初期,始终保持安定。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关中地区(陕西省中部),因灌溉系统被吐蕃兵团所破坏,已不能自给自足,一向仰赖东南的粮运。东南的安定,是中央政府存在的保障。

  可是,东南地区不可能长期地跟混乱隔离,犹如一个血癌患者,他的一半身体不可能单独健康。九世纪五十年代后,东南各战区就一个接一个爆发兵变:

  兵变的起因,千篇一律地由于司令官的昏噩和贪暴。出任司令官的人,往往不是靠才干而是靠谄媚和巨额贿赂。谄媚自身可以具备,贿赂则多半来自商人的高利贷款。当时人称这一类的司令官为“债帅”,他们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贪污,以求偿还贷款。第二件事是继续贪污,以便用继续贿赂来保持职位。贪污的方法很多,主要的则靠冤狱,像表中岭南西道战区节度使蔡京,他为了勒索,所用的酷刑之中,竟有纪元前十八世纪的“炮烙”一种。世界上最野蛮的海盗在勒索赎金时,都不会如此。

  影响最大的一次兵变发生在桂州(广西桂林)。南诏王国九本世纪又因不能忍受唐政府边疆官员的骚扰而与中国决裂,曾两度攻陷交州(越南河内),中央政府命全国各战区派兵赴援。其中由武宁战区(徐州·江苏徐州)派出的二千人的部队,于六十年代八六三年春,进驻桂州。政府宣布的是三年为期,期满即行调回。八六五年冬,三年期满,战区官员遥远地颁下一纸命令,续延一期,声明绝不再延,他们只好在三千公里外的蛮荒异乡,再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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